1945年8月，重庆，张治中举行的欢迎酒会上，31岁的唐纳意外见到了毛泽东。主人把两人介绍在一起时，毛泽东先是一愣，随即握住他的手，说了一句：“和为贵。”这场短暂会面，后来被唐纳记了几十年。
这句话看似普通，却有着特殊意味。唐纳的本名叫马季良，1914年出生于苏州。他既是报人、影评家，也是演员和战地记者。更为人熟知的，是他曾经与后来改名为江青的蓝苹有过一段婚姻。
唐纳出身苏州马家，自幼喜欢诗文。青年时期，他用“唐纳”“罗平”等笔名发表电影评论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，电影业竞争激烈，评论文章往往能影响演员和影片的声誉。唐纳文笔活跃，也乐于提携新人。
1935年，他在电通公司认识了蓝苹。当时的蓝苹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名气，唐纳却很快注意到她，并通过报刊撰写文章为她宣传。两人从工作上的接触，发展成了感情关系，很快同居。
感情一旦失去分寸，温情也可能变成压力。蓝苹数次离开，唐纳仍然试图挽回。1936年，两人在杭州月轮山下举行婚礼，沈钧儒担任证婚人。婚礼场面并不寒酸，亲友们也曾认真祝福过这对新人。
然而，婚姻没有改变两人的性格差异。婚后争吵不断，蓝苹回济南探母后，迟迟没有返回。唐纳收到一封称她因病去世的遗书，急忙赶往济南，却发现岳母并不知道女儿的下落。
这场变故给唐纳造成很大打击。1937年5月，他曾投江自尽，被人及时发现后救起。同年5月27日，上海报纸刊登了影评家唐纳自杀未遂的消息。后来，他与蓝苹正式离婚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左右。
有意思的是，离婚并没有让两人的人生完全切断。蓝苹后来前往延安，改名江青；唐纳则投身抗战报道，沿沪杭线采访，并以“罗平”为笔名发表战地通讯。他们走上了不同道路，却仍然保留着某种旧日关系。
1938年，唐纳在重庆经赵丹介绍，认识了女演员陈璐。陈璐当时年仅18岁，艺名“红叶”。两人相识后迅速结婚，1940年有了儿子，取小名“红儿”，名字与陈璐的艺名有关。
唐纳当时参与过地下工作，行踪不能公开。他曾对陈璐交代：“如果有人来问，就说我们已经离婚。”陈璐起初不明白其中缘故，直到上海法租界巡捕找上门，她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玩笑。
巡捕第一次带她到卢家湾巡捕房，试图询问唐纳的去向。陈璐按照丈夫事先教的话回答，坚称两人已经离婚。几天后，巡捕再次上门，因查出实情，对她进行审问并短暂关押，但始终没有获得有用线索。
唐纳离开上海后，家中还留有一些进步书籍。朋友白沉得知情况，提醒陈璐尽快转移。陈璐与张静林商量后，将书籍悄悄搬走。巡捕房盯梢一段时间，见唐纳始终没有回来，才逐渐撤走。
抗战时期，唐纳的生活并不稳定。他在重庆参加过中华剧艺社，后来又成立中国业余剧社，但剧社因演出收入不足而解散。失业期间，他生活拮据，甚至再次产生轻生念头。
这时，身处延安的江青听说了他的处境，曾托人按月送去10元钱。唐纳每次收到钱，还会拿出其中1元，与几位同样困难的朋友凑在一起吃饭。旧日夫妻之间的纠葛已经过去，留下的更多是困顿岁月中的照应。
抗战胜利前夕，唐纳凭借流利英语进入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，生活才逐步稳定。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，唐纳也在重庆。张治中设宴欢迎毛泽东，唐纳收到请帖，自己也觉得意外。
他原本以为，酒会之后或许会安排戏剧演出，自己可能因此被邀请。但到了现场，他才发现真正值得注意的，是与毛泽东的那次相遇。张治中介绍说：“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。”毛泽东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和为贵。”
唐纳后来回忆，这次见面只有片刻，毛泽东没有展开谈论往事。那句“和为贵”，既是酒会上的应酬话，也巧妙化解了双方初见时的尴尬。至于毛泽东对唐纳与江青旧事了解多少，史料并无更多明确细节，不能任意铺陈。
1947年，唐纳在上海结识记者陈润琼。陈润琼出身外交家庭，精通英语和法语，后来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。唐纳为追随她辞去报社职务，前往纽约，并在中文印刷厂谋生。
两人最终结婚，陈润琼生下一女，取名马忆华。唐纳后来改名马绍章，在海外经营天桥饭店，也继续从事与中文、文化有关的工作。身在异国，他始终没有放下报人和电影人的身份。
1979年9月，唐纳在有关方面人员陪同下回到苏州，走访旧居和启蒙老师。1985年，他又带妻女故地重游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两次回乡都较为低调，主要拜访亲友，没有举行公开活动。
晚年，唐纳患病严重。他曾对妻子陈润琼说，自己原想写一部回忆录，但身体已经不允许，只希望她代为整理一部小传。1988年8月23日，74岁的唐纳在巴黎去世。几天后，他被安葬在塞纳河畔米纳尔大教堂附近的墓园，墓碑上刻着“马季良（唐纳）”及其生卒年份。
2003年10月，苏州市文物部门在马家大宅外悬挂“唐纳旧居”牌子。那座老宅，保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，也留下了民国影坛、抗战新闻界以及几段复杂人生交错而过的痕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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