撰文｜李珊珊
2026年这个夏天，太平洋两岸的学术圈同时感受到一种“寒意”——终身教职（Tenure）光环正在加速褪色，甚至开始走向事实上的退场。
在中国，同济大学出台人事新规，明确专业技术职务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，全面实行周期考核。预聘岗位3年一考，长聘教授6年一大考、3年中期评估。考核不合格者，将面临降职、转岗甚至解聘。
在美国，知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兰斯·福特诺（Lance Fortnow）突然失去终身教职。福特诺在个人博客上提到：自己和大约160名同事——其中包括多位终身教职人员——因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（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，IIT）身处“财政危机”而失去了工作。
一个是主动改革，一个是被动裁员；一个试图打破高校内部的“铁饭碗”，一个则是财政危机直接冲击了终身教职。
但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：诞生于20世纪初、原本用来保护学术自由的终身教职制度，正在发生着变化。
人口结构变化、生源下降、财政收紧，以及人工智能对大学教育和知识生产方式的冲击，都在迫使大学重新思考一个存在了上百年的问题：大学究竟应该为学者提供怎样的职业保障？应该怎样在保障学者权益的同时激发他们的才能。
他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学院解雇了
同济“人事新规”引发关注后，《知识分子》曾向多位同济教师求证。
有同济老师告诉我们，校内对这份文件的讨论其实并不算热烈，甚至有资深教师直言，考核指标一直都有，但几乎“没听说过谁真的因为没达标被解聘”。
至少目前来看，国内的变化更多只是一种制度层面上的调整尝试，或许是山雨欲来时的试探。但在大洋彼岸，裁员风暴已经结结实实地落在了终身教授的头上。
2026年8月12日，兰斯·福特诺（Lance Fortnow）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《意外失业》（Unexpected Unemployment）的文章。这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从2007年开始写这个博客，在学术圈拥有相当多的读者。
“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业，而且并非出自本意。”他写道。
随后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原本轻松的假期里，毫无预兆地收到解聘邮件。
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大学教授解雇事件。
福特诺是美国计算机学会会士（ACM Fellow），曾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担任计算机科学系主任长达7年。2019年，他加盟伊利诺伊理工学院，并成为新成立的计算学院创院院长（2020-2025）。在他带领下，这个学院不断扩张，后来成为学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之一。
这些功劳都未能成为他的护身符。
由于国际学生生源锐减引发财务危机，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破天荒地宣布进入“财务紧急状态”（Financial Exigency）——这一罕见的法律手段，直接撕开了终身教职的防火墙，导致包括兰斯在内的约160名教职员工被即刻解聘。
某种意义上，兰斯被自己亲手缔造的学院解雇了。当他结束休假返回校园收拾办公室时，正值新生报到周，新生们熙熙攘攘地从抱着（离职）纸箱的他身旁经过——高校终身制的神话，败给了这个美剧中的经典离职场景。
关于终身教职的争议，没有停息过
福特诺的遭遇很快在美国高校引起讨论。
有人在他文章下留言称，这无疑是学术界和终身教职制度的一个“不祥之兆”。
但事实上，终身教职的问题并不是从这次裁员才开始的。
过去一个世纪里，这套制度一直伴随着争议。
终身教职背后其实是一份隐含的契约：学者接受相对低于工业界的薪酬，经历6至7年预聘期，并承受极其严格的“非升即走”考核。作为交换，一旦获得终身教职，大学就为他们提供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。
这份保障的意义，并不只是让教授拥有一份“铁饭碗”。
它更重要的作用，是让学者可以在面对政治压力、社会争议，或者一个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研究方向时，不必首先考虑“这项工作会不会让我丢掉饭碗”。
问题也由此产生了，首先被质疑的是僵化与不透明的评定过程。
哈佛大学教育学教授理查德·查伊特（Richard Chait）在讨论终身教职制度的著作《任期问题》中曾指出，公众以及学术界内部对终身教职支持度的下降，很大程度上源于“评定过程的保密性与僵化”。
这种僵化尤其让年轻学者感到压力。
过去几十年里，《Nature》等学术期刊曾多次讨论终身教职评估制度的问题。传统评价体系越来越依赖论文数量、引用次数和期刊影响因子，使年轻PI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在几年内产出论文的课题，而不是投入周期漫长、风险更高的研究。
与此同时，终身教职的考核周期，恰好与很多年轻学者组建家庭、养育孩子的阶段重叠。
于是，一个颇为矛盾的局面出现了——终身教职原本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而存在，但获得终身教职的过程，却可能迫使年轻学者越来越谨慎。
在一些年轻教师看来，资深教授获得“一聘定终身”的保障，也意味着有限的职位和资源长期被占据，从而压缩了后来者的发展空间。
终身教职因此同时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质疑。
年轻学者认为它太难获得，也太不公平；大学管理者则认为，它让学校在面对变化时缺少足够的灵活性。
而近年来，政治和行政力量也开始直接介入这场争论。
2021年10月，美国佐治亚州高等教育委员会（Board of Regents）出台“新规”，对公立大学系统中的终身教职人员实施年度考核。如果教师在教学、科研或服务方面连续两年被评为“不合格”，就必须接受终身教职后的“纠正性”考核，并制定改进计划。
如果之后仍未达到要求，学校可以进一步采取解聘措施。
这项改革在美国高校引发强烈反响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（AAUP）认为，即便佐治亚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强调，全州教师终身教职后考核的通过率接近95%，这种“纠正性”改进机制本身仍可能威胁学术自由。
这场争议的核心：终身教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如果评上终身教授仍需不断证明自己“表现良好”，那么终身教职与普通聘任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？如果终身教职意味着大学几乎无法解聘一个表现不佳的教授，那么大学又如何面对财政危机、学科调整和人员结构变化？
双方都有道理，也因此很难真正说服对方。
查伊特曾形容，终身教职问题有点像学术界的“堕胎问题”：它触及价值观，立场很容易先于证据。
过去，这场争论往往停留在学术自由、职业保障和大学治理理念的层面。
如今，现实正在把问题推到每个人面前。
因为，大学真的没钱了。
伊利诺伊理工学院，是那只高等教育的金丝雀吗？
发布自己遭解职消息三天后，福特诺的合作者、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比尔•加萨奇（Bill Gasarch）在他们共同维护的博客上发文讨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这场裁员。
在他看来，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矿井里的那只“金丝雀”。
这并不是一所大学的问题，美国不少高校正在同时面对几股压力。
首先，大家都面临国际学生数量的骤减，对于许多严重依赖学费的欧美高校而言，国际生源大幅缩水直接引发了致命的财务紧缩。而想靠国内生源填补国际学生数量下降的空缺时，大学们又不得不面对适龄人口断崖式下跌带来的“生源悬崖”（Enrollment cliff）。生源因素之外，令整个困局雪上加霜的，还有联邦经费的缩水。
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，最终便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学校还有没有能力继续维持原来的教师队伍？
此时，终身教职制度所提供的“安全网”，也就不再只是一个学术理念问题，而变成了一个财务问题。
内忧外患之下，大学还能给教师多大程度的职业安全，就重新摆上了台面，这可能才是终身教职今天真正面临的挑战。
然而，如果不再有终身教职，如果一个年轻学者知道，自己必须在三年、六年的考核周期里不断证明研究价值，他还敢不敢去做一个可能十年都没有结果的问题？
如果大学不再能够提供终身的职业保障，那么谁来为那些短期看不到成果、却可能真正改变一个学科的研究买单？
在失去职业安全感之后，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原本肩负着探索人类知识边界重任的教师队伍，彻底陷入极端的资源内卷，甚至走向悲哀的“民工化”？
这或许才是今天重新讨论终身教职时，最值得追问的问题。
终身教职可以改变，甚至可以被重新设计。但如果它所保护的东西——让学者能够在没有即刻回报的情况下，安心地探索未知——也一并消失了，那么大学可能失去的，就不只是一种人事制度。
这或许才是2026年这个夏天，留给全球学术界最冷峻的一道终极思考题。
“伊利诺伊理工是第一批取消终身教职的研究型理工大学，但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兰斯·福特诺写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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